8月15日，本市媒体刊登了一则消息称，占地约8.67公顷的万州区“特种野猪养殖种源基地”初步建成。预计到今年底，即可投放10万公斤以上的“绿色野猪肉”到重庆主城各大超市。
长久以来，发展特种业养殖被政府和产业界均寄予厚望
。据悉，野猪肉具有营养价值高、风味独特、产品利润高（其总体价值是家猪的8倍）等诸多特点；由于野猪自身具备的抗病力，近一段时间以来，随着全国各地陆续发现家猪蓝耳病疫情，它一度几乎被看成是“拯救家猪基因”的唯一希望。此外，在肉价高起的今天，野猪养殖在众多农户眼中更是充满难以抵抗的诱惑。
然而，令人大出意外的是———日前，当信报记者奔赴万州时却得知：早在今年6月13日，一场瘟疫袭来，该基地600多头野猪遭遇集体浩劫，目前存活的仅有40余头，损失惨重。养殖者多年来辛苦构筑起来的关于打造重庆野猪产业链的神话，也随之倾覆。
初秋的第一场细雨之后，万州区九池乡。风中，已经夹带着几分凉意。
一下、两下、三下……一共捅了六下。
刘明祥摸索着铁锁的位置，用钥匙捅了许久，才把挂在养殖厂大门上那只锈迹斑斑的铁锁打开。
“500多头生龙活虎的野猪。一下子，说没就没了！”8月29日下午，老刘孤独地伫立在空荡荡的养殖厂里，嘴里一遍遍地絮叨着：“价值100多万啊！”
刘明祥，重庆万州人。2000年投资40余万元，从事特种野猪养殖。7年下来，养殖场已发展成为重庆以及周边省市最大的特种野猪场，年产特种野猪2000头。
然而，今年6月13日，一场蓝耳病与口蹄疫变种病毒的暴发，致使整个养猪场面临灭顶之灾。据疫情后统计：全场582头野猪死亡殆尽。待疫情结束之时，仅余40多头存活，养殖场内野猪尸骨如山……
这是国内特种野猪养殖业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。
疫情凶猛
野猪没有专用疫苗
8月29日，信报记者来到坐落在万州九池乡一座山下的特种野猪养殖场，场内的栏舍里空空荡荡，一派凄凉景象———这就是大规模疫情发生的地方。
据养殖工人回忆，2007年6月13日中午，养殖场开始出现个别野猪厌食状况。第二日上午7时许，场内大批病猪死亡。
上午8时，九池乡人民政府和兽医站接到报告后组织第一批专家开赴养殖厂。九龙乡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郑生平是第一批赶到养殖场的专家之一。据郑回忆，“以前没出现过这种事。到疫情结束，一直没摸清发病的原因，只能对个别病猪进行试探性治疗。”
9时许，万州区兽医局局长陈荣接到电话后，随即组织30位专家、地方政府官员赶赴现场，并采集样本送报重庆市有关部门检测。
6月16日，有关部门的检测报告将此次疫情定性为蓝耳病变种疫情。据悉，这种疫情在国内还是第一次大规模出现。“没有专门的疫苗和药物，只能保守治疗，提高猪的抵抗能力。”陈荣说。
对此番疫情暴发，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预防兽医系副教授姚火春认为：“从理论上讲，特种野猪与家猪在病理上相同。当前国内并没有特殊药物来对待特种野猪。”
一场疫情过后，刘的养殖场中，只有40头小野猪幸免遇难。
疫情发生后，刘明祥多次与政府交涉，请求给予补偿，但至今无果。
陈荣是曾经亲临疫情现场的政府官员。作为主管部门负责人，陈说：“针对这次疫情给予补偿是不现实的。因为按照有关政策规定，只有政府有关部门对出现疫情的养殖动物进行集体捕杀后，养殖户才能申请到政府补偿。而刘明祥的特种野猪没经过这个步骤，属于染病后自然死亡，所以无法申请政府给予损失补贴。”
“特种野猪应该享有疫情补助的政策，不补是没道理的。此外，野母猪的养殖也应该享受与普通母猪同样的补贴。当然，一定要按照相关政策执行。”南京农业大学教授、中国畜牧医学会养猪分会理事长王林云认为，这才是政府对产业重视的完整体现。
市场疯狂
订单提前半年预订
“600头野猪就这么没了，其中有180多头母猪都要快下猪崽了……”刘明祥至今不敢相信这是事实。
据了解，1999年开始，刘明祥开始投资农业产业。起初，他投资了一个约6.67公顷的果园，“但搞种植业效益回收慢，而且靠天吃饭的产业，风险太大。”
在当地畜牧局的帮助下，他考察了牛、羊、鸡、狗、兔子等16个品种，“也做了一些尝试，但都不太理想”。“特种野猪的养殖是重庆大学生物学博士王清平推荐的。当时他觉得猪肉普遍，野猪肉却很少见，是个不错的产业。”
在王清平的指引下，刘联系到南京农业大学教授、中国畜牧医学会养猪分会理事长王林云。“王教授告诉我，野猪产业在中国还没有普及，是个不错的发展机会。”在听取了王林云对野猪的性能介绍之后，刘开始前后出资40余万元，投资特种野猪产业。
据悉，当前农户养殖的特种野猪均为家猪与野猪的杂交品种，瘦肉大约在85%左右，其含亚油酸的量是家猪肉的2.5倍；而与纯野猪相比，特种野猪相对温顺，截止到目前，野猪养殖过程中没有发生伤人事件。正是因为以上原因，尽管特种野猪肉价为家猪肉的3倍，仍供不应求。
2003年初，刘把养殖场设在了九池乡。经过多年积累，至疫情前，养殖场已经发展成为资产400万，占地2.4公顷，圈舍6000余平方米，长年存栏种猪300余头，年出栏率2000头的规模企业，一跃成为重庆及周边地区最大的野猪养殖基地。其客户从重庆发展到上海、天津、河南安阳、贵州、四川等地。
刘明祥率先开启了重庆野猪养殖业的先河，给农民的养殖多样化注入了新的活力。他的梦想就是联合更多的养殖户，构建一个既立足国内市场又面向国际市场的野猪养殖基地。
“曾经，有重百等几家超市的老总找过我，希望野猪肉能够全年上货，但由于野猪只在1月份和9月份出栏，每次出栏都被客商抢购一空，没有办法全年供货，只能养多少卖多少，很多订单要提前半年预订。”
“目前这个产业正处在发展种猪养殖期，野猪的数量还远远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销售养殖的规模。”万州区畜牧局局长陈荣说：“搞野猪大规模养殖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。就目前的居民经济条件来看，能够从事这种大规模养殖的农户屈指可数。”
产业覆灭
创富蓝图随之瓦解
据了解，目前野猪肉的销售市场十分紧俏，特别是广州、香港、上海、北京、深圳等市场需求量较大，野猪肉每公斤50元左右仍供不应求。但目前全国仅有极少数几家规模不大的特种野猪养殖场，远远无法满足市场需求，缺口极大。
“发展野猪养殖已经成为畜牧业和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。倘若野猪养殖做大了，受益的不仅仅是当地政府和养殖户，广大农民也会紧跟其后，进行野猪的饲养，到那时农民的收益就不仅仅是翻一番的问题了。”陈荣满怀信心地说。
万州的计划是，等产业做大之后，再继续鼓励发展一批专业合作组织，维护农民利益，确保农民能够分享到特种养殖产业化带来的好处。
为此，万州区在特种养殖方面提供了不少优惠政策：一是税收优惠，减征特种养殖企业的增值税和所得税；二是财政补助，对特种养殖企业的示范基地建设、良种繁育体系建设、技术引进或改造等，每年都会安排资金给予一定补助；三是金融支持，在银行设立专项，为特种养殖企业发放专项贷款。
但是，随着一场瘟疫的到来，万州的野猪养殖产业随之覆灭。
“由于野猪肉实行的是大规模养殖，一年只1月和9月才出栏，再加上前段时间因猪蓝耳病下降的猪肉生产在短期内难以恢复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野猪肉的价格会保持高位运行。另外，伴随着天气的转凉和中秋、国庆两节的到来，消费量会有所增加，这对原本紧俏的野猪肉市场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。”一位业内人士表示。
不过陈荣同时表示，前段时间，本地猪肉消费量出现自然下降趋势，加上政府为保障两节猪肉市场的供应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因此节日期间野猪肉价格的上涨空间不会很大。消费者对野猪肉的需求或多或少地会被猪肉代替。
“目前，全国都在夸大这个产业的发展，其实这是不科学的，没有任何依据可言。”针对网络上盛传搞野猪养殖的种种利益好处，王林云给予了坚决的否认。
“一个产业，往往被捧得越高，摔得就越痛。”他说：“这也是导致这个产业发展不起来的一个根源。”
前景预测
价格成为市场门槛
据了解，早在1958年，国内就已经开始特种养殖产业研究。改革开放后，逐渐放宽政策，特种养殖产业研究获得飞速发展。1993年，浙江向山县农户杨永明，通过家猪与野猪杂交配种，杂交出第一头特种野猪。
近年，国内从事特种野猪养殖的养殖户，几经沉浮，开始出现起色，其市场供应主要集中在广州和深圳，属于绿色高档食品。
重庆野猪养殖已经有多年的历史，但多年来，均惨淡经营。在万州特种野猪养殖场建场并发展的几年中，曾有业内人士欢呼“重庆野猪产业出现曙光”，更有业内人士寄望于野猪肉的大规模上市，以此对家猪肉市场形成必要补充。
但王林云却不这样认为。他说：“重庆的养殖户通过将野猪肉加工包装后成功打入超市，取得不错的效果，初步拥有了自己的市场。尽管如此，它依然不可能成为家猪肉市场的配属产品。”王林云分析，食用野猪肉的消费群体最多只能占到总消费人群的1-2%———“首先是太贵，只有少数人能消费得起。现在，有些食客只是缘由好奇不惜花大价钱买来尝一尝，但普通老百姓还是难以接受。”
在他看来，野猪肉市场不可能做得很大，“市场大了，就不是稀罕物了。”王林云说：“此前几年，经常有农户来咨询我是否可以搞，我是不支持的。这个必须要大投资，养几十头没什么意思，市场很难开拓。只有几百上千头规模的养殖，才能开拓一块市场空间出来。”
此次瘟疫使刘明祥损失巨大———他告诉信报记者，“这几年来，自己只赚到了一座空荡荡的猪圈”。但这一结局似乎仍未动摇他继续冒险的决心。就在本文发稿前，刘明祥打来电话告诉记者：“特种野猪养殖，我还要做下去！”
